晚上9点,坐在光鲜的地铁列车里,胸口很闷,眼睛干涩。眼前整洁干净的人们挤来晃去,广播里传来程序化的温柔女声:“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请自觉遵守秩序……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
10月以来,大概是为配合大环境吧,“共同抵制乞讨、卖艺”这句话就加进地铁播音中了,同时,那些经常见到的缺胳膊断腿的、瞎眼驼背的、烧伤的弱智的……乞讨者和行为艺术者真的少了很多。不知道是被“共同抵制”了,还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长相、行为和穿着影响了首都的形象,主动地自我和谐了,从“主流”的公共视野中识趣地闪开,躲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自己欣赏自己与众不同的苦难。
今天一天,我已经哀伤得有些麻木了。中午是跟辽宁来的“灭火队员”一起吃最后一顿饭,我们暗中同情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暗中同情我们和那些被侵占、被污蔑、被打伤和被陷入冤狱的农民们。胡作非为的人终究找到了足够大的“靠山”,克勤和两位小师弟辛苦了两个多月的稿子最终被宣判了死刑。
下午接待了河南过来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两位很温柔很善良的女子。吃饭的时候,很腼腆地要求拿两双筷子,用一双夹盘里的菜放进自己碗里,另一双夹起来吃。我说你们不要这样,真的不用,但是她们还是坚持。她们希望我们能够代替她们说话,无惧暴露自己,要讲出真相,让公众知道是非,让更多人免于苦难……
从下午开始,克勤的脸色就一直很难看,很失神。到吃饭快完的时候,已经接近呆滞状。我现在仿佛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苦痛和折磨,他的义愤和他的窘迫。我暗自心痛,来自现实的这些让人绝望的巨大压力是在如何摧残着他善良而正直的灵魂。
我却在最不该冒杂音的时候冒出了最不合时宜的杂音——缺稿子啊,现在还得抓紧时间找选题,短时间内做不了深访,还只能着急着找人勉强地做比较“软”比较“文化”的稿子了。克勤抬起头无奈地看着我笑,仿佛看着世界上最滑稽荒诞的脸——最需要说话的人就在这里,最应该报道的人就在眼前,最值得关注的人已经拖着残缺的身体千里跋涉自己送上门来,我却说找不到选题(实际是找不到“适合”报道的选题);版面缺稿,小记者们挖空心思十天半个月都交不出来稿子,而克勤他们连续几个月投入大力气且冒了各种风险深访出来的稿子却不能发……
最近几天,他已经说了好几次“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算他终于放弃了,也是可能的,这种种压力和窘境真的不是一般人的精神可以承受。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道德圣人,他不过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普通男人。但是似乎一切道义被挑起来了之后,放下就会成了一种罪过,因为那么多双殷切的眼睛看着他,那么多后来者因他而受到激励,那么多受苦受难而投诉无门的人将他看作最后的希望……但是他不是耶稣啊,却被迫将自己钉在新闻的十字架上。殉道者,在更多人面前,也是边缘化的异类,光环再多,也是孤单的。
谢妈妈给我讲的台湾的故事让我转而对中国的新闻业,乃至中国的社会燃起了更多更具体更有把握的希望,同时却也更加失望,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想要的美好离现在真的还有好远啊。这不是一个我耐心不耐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又一个苦难的生命正在“尚未完善”的现实中艰难度过一分又一秒的问题。同时,一群又一群被粉饰在幸福中的人们越来越漠然而顺利地将底层的弱势群体排出于视线之外,失去爱和关怀的能力,被现实教化得功利而自私,失去热情,失去敬畏,谦卑地在绿林原则中锻炼自己的麻木,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容易,更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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