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家乱翻杂乱的书柜，很意外地，找到了小时候的一些东西。这几天，小学的小羊，中学的小羊活灵活现地跳到了我面前来，为内心空茫茫的我分担了好多忧愁。自己都忘记了，我原来是这样成长过来的，这是怎样一个有趣的小女孩啊   

    (某年5月，上高中二年级，快要满17岁的小羊同学在做英语阅读时读了一篇好像是一个外科医生写的文章，引发无限感慨，便在语文老师要求每周2记的周记中写了如下文字：)

    如果我唯一的亲弟弟还在世的话，他差不多也该上高中了。关于他，在我的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他长得什么样？他有多高？他的性格怎样？我想我也只能靠想象了。尽管如此，十多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他，特别是在我倍感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在冥冥思索中，又平添了几分忧伤，几多无奈。以往每当我跟妈妈说起或问起有关弟弟的事时，妈妈总是心不在焉地把话岔到一边。我原来以为，妈妈是在嫌我无聊，她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但当我渐渐对人的情感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才知道我那样认为是可笑的。

    如果说我对弟弟的怀念只是一种莫名的向往，和对生命的嗟叹的话，那么妈妈对他的怀念就可说是一种让自己的内心被刺痛的体验。弟弟的早逝更让她看到了生命的脆弱，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于是不为无能为力的事而烦忧哀叹，因为生命的欢乐会在痛苦和忧郁中悄悄溜走，在你哀叹它的短暂时它已变得更短暂。于是，忘却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门人生必修。

    倘若我们认识到人生一世只是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片段，那么，用年月日来计算的生命就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为什么要以心跳来衡量生命呢？若是生命要仰赖于心脏跳动这一极不可靠的人体机能，那生命就实在太脆弱了。我们唯一可以绝对信赖的只有死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让自己活得有意义。虽然生命以年月日计算是无论如何都很短暂的，但以这一生中所拥有的经历：欢乐、爱与成就来计算却可以是很富足的。我为什么要陷入时钟的嘀嗒声带给我的无限的忧思里，而让它偷走我获得充实生命的权利呢？

    我认为，生与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一步步走向死亡。每当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吹熄五光十色的生日蜡烛时，又一岁的生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了。而且，永远不会再燃起了。因此，从时间上来说，人的一生，都是由生向死的过渡。并不是到了某人一百岁寿终正寝时才能叫死，当他五十岁时，我想我们可以说，一到四十九岁的他都已经死了，他已死了一半。

    因此，我觉得，生命是不堪以时间计算的。然而，我所虚度的光阴在我脑中浮现时，我深深感到：死神就是我自己，我亲手扼杀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而当我历经艰辛获得成功时，我会有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充实感，以往一切苦的，都会变成甜的。这充分让我体会到：除了空虚外，没有真正的痛苦。甚至死亡，都可以是欣慰安详的。那么，我又何必惧怕停止一切感觉和思维的那一天呢？在我失去所有幸福快乐的权利的同时，我不也摆脱了经受种种磨难的义务了吗？说不定我会成为更高等级的思维存在的一部分，因为人，在这茫茫寰宇中，毕竟是微不足道的。能够在成为人的这一瞬间，好好地活了一回，也就足够了。

  点评：抄完这篇文章，觉得小朋友的思维还处在散乱不堪的阶段，且有假老练装深沉的痕迹；从文笔上讲……只能说是辨析题和论述题做多了，有后遗症……但是，在这堆散乱的杂物里，似乎已然闪现出了一些个难能可贵的火花。至少是在努力思考问题了。  

    中国新闻史教科书里面，《新华日报》等与当局顽强抗衡的报纸总是感动得我们眼泪哗哗的，让我们愈加坚定地要做人类最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国统区的新闻战斗，那可是光辉烂灿的一页。在高度集权的新闻管制之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报人的残酷迫害，我党的报纸依然坚定不移地捍卫事实和真理，艰难地在险恶的环境中与管制和压力抗衡。有的时候，即便是最微弱的声音，也是充满了正义和勇气的体现。

    经典的例子便是“开天窗”，被检查封杀的新闻，就让它空缺在那里，一块白的，不用备稿去填补。这片空白本身就隐含了丰富的信息，等于是告诉大家，这里原本有一篇新闻，但是被咔嚓了，再一次地证明了当局不想让人们看到一些东西，进一步向公众展示了当局的独断与专制，至于到底是什么新闻，大家就努力地去猜想去思考吧，就算是猜不对，也能充分推理——必定是一些害怕被揭露的不那么坦荡的东西。当然也有的时候，比如像周恩来同志，终于忍不住也要在天窗上写几句藏头诗，什么“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之类，相当于给大家一些友情提示。

    媒体的自由度与新闻管制的力度自然是成反比的，如若媒体连天窗都不敢开了，自然是很悲凉的状况。从前有个叫三畏的小朋友，正义感十足，性子也十分急，经常爱说一些尖锐刺耳的话。最近他对SINA彻底失望了，文章删得一点痕迹都不留，简直让他抓狂。发誓赌咒不更新了，对着“系统管理员”大骂四川脏话。无奈发言的欲望太强，后来忍不住，很屈辱地又开始发文……

    今天下午，另外一个也是正义感十足，性子也十分急的克勤小朋友发了一篇博文沾沾自喜地叫我看，还说，赶紧看，说不定呆会儿就没有了。我点开看了之后，说，干啥呢，冒啥皮皮呢，啥时候成小愤青了，这么直接，不是找抽的吗？

    几个小时之后，我再次打开博客链接，发现他果然被咔嚓了。窃笑一声之后，看着顶端的“该日志已隐藏”，不禁心生欣慰。SOHU的确比SINA好，至少会留下一点痕迹，算是给传者和受者一点交代。尽管只是一点点，非常隐晦和微弱，也算是传达了媒介的立场，传达了愤慨且无奈的些许情绪。这便是正义的天窗。

    媒体还是有希望的。

    就像是一个有些冷静，有些世故，又有些情绪化的小屁孩，脑袋似乎很机敏，却不知道他到底在琢磨着些什么，模样怪怪的，却还非常讨人喜欢。

    就是这样一个小屁孩，尚未成长到具有独树一帜的明显风格；也幸而尚未变得教条和僵死；尚未完全失掉闪耀的童真和梦想；也因此尚未在俗世混流中被洗染得彻底市侩。

    就是这样的报纸，或许还没有强有力的“潜网”吧，或许还有希望在慢慢的博弈和推移中，成为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朴素廉价版吧？

    2，我不喜欢那些危言耸听矫揉造作卖弄名词的财经新闻，也不喜欢那些歌功颂德暗渡陈仓偷偷打广告的产经新闻。我没系统学过关乎国计民生的东东，不过这样倒也好，我便很容易将那些精细的理论彻底地悬置起来，回到现象本身，从切肤的体察,到能动地思考，积累和学习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经世济民之道，什么是宏大的历史和复杂的社会中关键和要害。脚踏实地、努力严谨地一步步前行。这是很让人感到充实的，也是很必要的修炼。

    3，村民中有很多有个性有理想的好人，有的人很善良，有的人很清高，有的人很豪迈，有的人很喜剧，有的人酒量很好……跟他们在一起，即便是穷困潦倒，我也觉得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0月以来，大概是为配合大环境吧，“共同抵制乞讨、卖艺”这句话就加进地铁播音中了，同时，那些经常见到的缺胳膊断腿的、瞎眼驼背的、烧伤的弱智的……乞讨者和行为艺术者真的少了很多。不知道是被“共同抵制”了，还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长相、行为和穿着影响了首都的形象，主动地自我和谐了，从“主流”的公共视野中识趣地闪开，躲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自己欣赏自己与众不同的苦难。

      今天一天，我已经哀伤得有些麻木了。中午是跟辽宁来的“灭火队员”一起吃最后一顿饭，我们暗中同情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暗中同情我们和那些被侵占、被污蔑、被打伤和被陷入冤狱的农民们。胡作非为的人终究找到了足够大的“靠山”，克勤和两位小师弟辛苦了两个多月的稿子最终被宣判了死刑。

      下午接待了河南过来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两位很温柔很善良的女子。吃饭的时候，很腼腆地要求拿两双筷子，用一双夹盘里的菜放进自己碗里，另一双夹起来吃。我说你们不要这样，真的不用，但是她们还是坚持。她们希望我们能够代替她们说话，无惧暴露自己，要讲出真相，让公众知道是非，让更多人免于苦难……

      从下午开始，克勤的脸色就一直很难看，很失神。到吃饭快完的时候，已经接近呆滞状。我现在仿佛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苦痛和折磨，他的义愤和他的窘迫。我暗自心痛，来自现实的这些让人绝望的巨大压力是在如何摧残着他善良而正直的灵魂。

      我却在最不该冒杂音的时候冒出了最不合时宜的杂音——缺稿子啊，现在还得抓紧时间找选题，短时间内做不了深访，还只能着急着找人勉强地做比较“软”比较“文化”的稿子了。克勤抬起头无奈地看着我笑，仿佛看着世界上最滑稽荒诞的脸——最需要说话的人就在这里，最应该报道的人就在眼前，最值得关注的人已经拖着残缺的身体千里跋涉自己送上门来，我却说找不到选题（实际是找不到“适合”报道的选题）；版面缺稿，小记者们挖空心思十天半个月都交不出来稿子，而克勤他们连续几个月投入大力气且冒了各种风险深访出来的稿子却不能发……

      最近几天，他已经说了好几次“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算他终于放弃了，也是可能的，这种种压力和窘境真的不是一般人的精神可以承受。我不把他当作一个道德圣人，他不过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普通男人。但是似乎一切道义被挑起来了之后，放下就会成了一种罪过，因为那么多双殷切的眼睛看着他，那么多后来者因他而受到激励，那么多受苦受难而投诉无门的人将他看作最后的希望……但是他不是耶稣啊，却被迫将自己钉在新闻的十字架上。殉道者，在更多人面前，也是边缘化的异类，光环再多，也是孤单的。

      谢妈妈给我讲的台湾的故事让我转而对中国的新闻业，乃至中国的社会燃起了更多更具体更有把握的希望，同时却也更加失望，因为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想要的美好离现在真的还有好远啊。这不是一个我耐心不耐心的问题，这是一个又一个苦难的生命正在“尚未完善”的现实中艰难度过一分又一秒的问题。同时，一群又一群被粉饰在幸福中的人们越来越漠然而顺利地将底层的弱势群体排出于视线之外，失去爱和关怀的能力，被现实教化得功利而自私，失去热情，失去敬畏，谦卑地在绿林原则中锻炼自己的麻木，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容易，更少受伤……

    6月15日的人民大会堂外，成群成堆的票贩子，手上抓着一叠一叠地百元大钞，遇人就问：“有多的票吗？”同伴好奇地回问尾随的票贩：“我有280的票，你们出多少钱买？”“300！”“不卖！”“那您说多少嘛，都可以商量。”几个人围着我们追，其他票贩见状还有围堵上来的趋势，我们赶紧逃跑……

    比饥渴万状的票贩更诡异的，是负责在门口检票的解放军叔叔们。大会堂几十米外的四周，几米一岗伫立着笔挺的哨兵。每个入口处的地方，解放军叔叔很认真地检查人们手上的演唱会门票，检查一个放一个进去。大会堂举行演唱会，不是第一次，VITAS也不是第一个在大会堂开演唱会的外国人，只是我是第一次来，见到这种阵仗，很是开眼。更让我开眼的是，进到了大会堂里面之后，竟然还要通过机场的那种安检门，才能穿过门廊进到大厅。

    还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公布出来的“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紧急通知”，让人压抑了半天：

    “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及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外交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请大家遵守观众须知，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自觉维护演出现场秩序。”

    “VITAS作为外国来访友人，希望我们中国的观众可以给予他们最好的迎接。所以，请大家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保持安静和适度的赞许、鼓掌，不要有大声喧哗……”

    在这之前，我想都没有想到过，哪怕一点点这类似的思绪都没有闪现过——我们这次周末的娱乐活动原来是被定性为：前往一个重要的政治场所去迎接一位外国来访的友人。大家像被组织去看爱国主义教育片的小学生一样被警告和提醒着：要遵守很多安全规则；要自觉维护秩序；在这种场合更是不能有失“国体”；要给外国来访友人最好的迎接；要“适度的赞许、鼓掌”，但是不能表达得“过于强烈”……

    莫说“外国来访友人”，我甚至连VITAS是“外国人”都没有特别地想到过。因为对歌迷而言，歌手的国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和他的关系，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对立，而是听者和歌者的对立。甚至，在音乐面前，歌词的语言都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听VITAS的歌曲，你根本不需要懂俄语，不需要熟悉俄国的政治和文化，你只需要闭上眼睛去感受那种人类情感中诸元素的共鸣和音乐对心灵的纯粹撼动就好了。进一步说，在思想、艺术等精神领域之内，与政治相关的因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是“上帝之城”的领土，一切功利性的破坏情调的东西都应当止步。用艺术来宣扬什么，教育什么，那都是一些文革式的伪命题，举个例子，其荒诞的程度就如同：为了弘扬某某主义传统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圆周率！人，不论是理性，还是反思性的判断力，都是没有办法被左右的，如果强行要左右的话，只会扭曲人的灵魂，也就如文革时期一样。

    网络上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人民大会堂举办商业性的演唱会表现出极端的痛心疾首——这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怎么能搞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呢？怎么能谁都能进去呢？而我，也同样不怎么喜欢这场演唱会落在这样的地方办，但是理由却恰恰相反——这么高雅圣洁的艺术，这么需要纯粹而忘我的来享受的演唱会，怎么能在那样一个极其容易牵涉进很多其他东西，极其容易被煞掉风景的地方举办呢？

    论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它毕竟只是一部小说，既不是史料也不是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百科全书”也直接是因为太多的人从中挖出了太多的东西，让它顿时展现为了一本“百科全书”。它本身到底是不是“百科全书”也暂且不论，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兴致勃勃地钻进它里面去“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A片引发的思考

    闲来无事看A片，正看着那些千变万化又有某些固定套路的片名，就有“红楼选秀”的新闻标题跳出来。猛然一闪念，原来两者之间，有那么一些联系。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而且这个女儿国和传统古典小说里的那些后宫或者妓院还有很大不同。正如人们评价的，《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塑造完全区别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那些“附属物”式的卑贱角色，或者脱离了女人特质的“母大虫”人物形象，不管是十二金钗，还是十二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女人。用贾宝玉的话说，这些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在那些“肮脏”的臭男人们面前，这些女儿们是高贵到近乎神圣的。

    然而，这些高贵的女儿们又是脆弱无助的，看这部悲剧小说，就是眼睁睁看着各种风格的好女孩儿如何一个一个被命运蹂躏，被男权世界所摧残的过程。短命病死的，被男人折磨致死的，守寡的，出家的，还有出家了都被强暴的……

    先将女人神圣化，再将他们奴隶化——真是淋漓尽致地满足了男人们的性虐倾向。就好比A片中，首先要给各种各样的女孩穿上中学校服、护士服、空姐服……一样，当然，这些女优们要表现得无比清纯，无比楚楚可怜，然后，再由一个或者一群男人粗暴地撕开她们的衣服，不顾她们的羞涩和抗拒对她们为所欲为，当然，施虐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捆绑、手铐、恒温蜡烛，女优们要先表现出惊恐、痛苦万状，但是绝大多数的很快就会被男人的“雄风”所驯服，呻吟出些许快感,由此体现出终于被“征服”……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性虐片里面，女人一般很漂亮，但是男人多数都是丑恶万分，很难引起女人兴趣的那类，这似乎更能凸显“践踏”的主题，凸显出水样的女儿被污浊的臭男人糟蹋的强烈视觉冲击力。

    《老友记》中有一段经典的，罗斯很不好意思地向瑞秋讲，自己有一个深藏心中的性幻想对象，那就是《星球大战》中，被凶恶的贾巴王所俘虏的莱娅公主。打动罗斯的，并不是以前或者以后的莱娅公主，而恰恰是那一刻成为囚犯并被迫穿上金色比基尼的莱娅公主。他说：“那一刻，她突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公主，她成了一个女人……”其后，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那一刻的莱娅公主竟然是那一代男人心目中经典的性幻想对象，女朋友们都为自己的男朋友扮演过“囚犯莱娅”来作为调情的手段。

    或许从心理结构上找原因，这种“神圣化——奴隶化”的落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就是让男人们很有快感。而正式这种快感让他们回味无穷，从而细细品味反复把玩流连忘返。

冠冕的学术面具

    我还记得，在一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某教授如痴如醉地跟我们讲，他发现，王夫人说话多么考究，话中有话；林妹妹心思多么细腻，性格多么倔强，对宝玉多么一心一意。而这全部体现在两人不到十个字的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中……我们当时就觉得，牵强附会啊，可是这部小说的确是出了名的冷媒介，别人要怎么解读更是别人的自由，而且说到底，把玩这些东西似乎根本算不得一个学术问题，顶多算是个人兴趣。看着某教授一脸心驰神往的样子，完全是沉醉于红楼梦的故事中，大家也便像听老奶奶讲故事一样饶有兴味地听着……

    特别是看到那些学者，从前文的只言片语中断言隐射含义，由此来考证谁是不是喜欢谁，考证某人“本来”应该是什么结局，考证应该还有些什么情节被传抄掉了……我就已经彻底没有语言了。这些工作的性质，其实跟考证《金瓶梅》中某人究竟应该和多少人上过床的性质没什么区别，也跟如今的八卦记者们考证某位明星一句话背后是否隐藏着大的故事一样，没什么区别。我也不是贬低或者是谴责人们不应该去考证这些东西。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个人爱好，但是，绝对不是学术。并不能因为这是一部“巅峰”的名著了，或者某些故事情节与某种哲学思想“暗合”了，这些个人兴趣的考证就是学术行为了；同时，也不能因为使用了考据之类的学术方法了，这些考证就是在做学术了。

    《红楼梦》是一部很成功的小说毋庸置疑，太多人爱看太多人沉迷其中。小女生多把它当琼瑶剧看，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伤心得很诚恳。而相比而言大学者们就显得比较扭捏了，一面暗中宣泄着性虐快感，一面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庸俗”了，非要从字里行间挖掘出一顶一顶的思想桂冠给曹雪芹戴上，以严正声明自己是在做学术，不是在钻研言情小说，于是，这就极力遮掩了红楼故事给严肃的上流男人们带来的那种“不够严肃”的“下流”快感。那种快感有多强烈，对红楼的吹捧就有多热烈。

    当然，我也不是在否定掉整个红学。作为经典文本，《红楼梦》本身也在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何，一本文学作品能够被人们世代追捧到这种火热的程度，直至“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而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男欢女爱的市井小说，与庄严肃穆的四书五经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红楼梦》按其出身，本应是下三流的东西，而且从最初的状况看，也的确如此，只是经后世一个又一个大人物捧它，它便逐渐“正统”了，由庸俗的下里巴人变成高雅的阳春白雪了。《诗经》的作品也有类似的经历，特别是其中那些“风”，原本只是乡野村夫的传唱，结果经孔圣人一整理了，便跻身儒家经典行列了。

    其实在这里，与其说，人们扭捏的是“学术与否”问题，不如说，人们在意的是“等级高下”的问题。价值的标签并不真正是贴在思想和学术上，而是贴在“高雅”或者“低俗”的序列上。看来，这种取向，在等级思想顽固的中国人这里，似乎千年如一日。

    原本以为，这几天太平静了。世界没有变化，我也只沉浸在自己风花雪月的哀伤里。结果，小郭哥单位的爆炸性事件却让全身几近麻痹的神经末梢都亢奋了一把。东四十条宽敞明亮的大楼里面，某著名编辑激动地大叫：“哇X（脏字）！太他妈激动了！终于他妈的有人说话了！”

    很快，内部网上截图传开了，大家无比敬仰地传阅观摩，互相问询：“这张报纸太牛X了，是什么报纸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我很不好意思地打击诸位：“这就一张八卦的都市报，一般说来只登些正规旋律的、鸡鸣狗盗的、新闻就是广告的……新闻。所以初步估计，是个乌龙事件。”

    小郭哥令人颇感失望的反应让我愈发确定了这一判断。越来越牛气，越来越体制内的小郭哥，我的这位好得像亲兄弟一样的师兄，竟然用非常官方的语气对私下交流的我说：“没这回事，不要信谣传谣！”……唉，据说“潜网”里，一个个体的变化方向就是这个编辑部的基本定向。这样的报纸能刻意干出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一千年以后！

    后来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21岁的小妹在接广告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是矿难还是车祸了。警察叔叔们能怪她吗？3岁的小孩记得什么事？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一切渠道又都封闭了，大家缄口不语，也没老师教，她单纯的心灵没有这暧昧而敏感的觉悟，那是太正常了，这也不正是各位老大们十多年努力换来的结果吗？值得同情的倒是小郭哥的几位上司——一张报纸办得这么没脾气没品位容易吗？领着大家如履薄冰地跟着号角走了多年，却被不知道哪儿来的广告客户摆了一道，下课了……欲哭无泪啊，一不小心就当了一回先锋青年，他们其实也不想啊。

死刑的哲学反思：

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的生命是否具有至上的性质？天赋人权是高于国家和司法权力的一种信条人权的第一个权利与此密不可分，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尊敬。每个人都享有这个权利，犯罪的人，他自己不尊重这种权利。但一种民主的法律，必须要尊重这个权利，不管罪犯尊不尊重。是否杀人，这是国家和罪犯的区别。最绝对的权利，就是国家要尊重人的生命，敬畏人的生命。

死刑的政治学反思：

死刑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崇拜。一个现代国家，需要死刑作为一种日常的献祭吗？死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死刑是专制国家的一个永远的记号，因为死刑肯定了国家对于公民的绝对权力，反复地肯定。“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也不能把活人变成死人”。

死刑的神学反思：

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可以把这个起点改为，生命是上帝给予的，也只有上帝才能收回。“将一个人处死，就是否定他有重新做人的可能；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怀疑‘宽恕’的强大力量，就是否认‘救恩的普遍性’与‘重生的可能性’。”所以主教们说，“社会，即使是经过正规的审判，也不能以一个人有罪为借口而处分他的生命。生命权是绝对的，死刑是无视人的血肉生命的一种极端形式。”

死刑的法律学反思：

美国最高法院以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特别残酷的刑罚”为依据，判定当时的死刑执行是“特别残酷的刑罚”。

死刑的法律学描述：

在现实中，永远都是“人在审判另一个人”，而不是上帝在审判犯罪的人。人审判人，一定不公正。因此人的司法不具有绝对性，也不应该具有绝对性。人的审判是有限的，是一定会犯错的。如果人间的司法能够判决死刑，就等于否定了司法的模糊性，也就否定了审判权本身的正当性。没有死刑，司法是可以依据正当程序而成立的，一旦有了死刑，人的司法就不能成立。也可以这么说，人对人的死刑，其实都是一种“私刑”，因为上帝的审判属于上帝，但人间的法庭无法满足公义的绝对要求。通过死刑，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因素都被放大了。

事实上，如果一个法庭对死刑判决的公正与真实没有绝对的确据，却仍然判处被告死刑，这时候，死刑和谋杀就失去了区别。但又有哪个法官敢确信自己的判决绝对公义呢？所以理解死刑的实质，是人审判人、人杀死人，就能回到一个经验主义的常识。人不能杀人，即使是通过法庭。另外，即使是考虑到社会目标，死刑与犯罪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各国司法经验的常识。如果法律比以前更尊重生命，社会也会比以前更尊重生命。

所谓短板呢，就是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板，它决定了这个桶能装多少水，其他的板再长也是摆设。朱学勤讲鲁迅思想的“短板”，意思就是在论述“决定了鲁迅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思想因素”。或者说，他想指出的是鲁迅思想的软肋，不管鲁迅曾经表现得有多么进步，思想中呈现出多么优秀的火花，但是有一些致命的要害，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多远。简言之，他就是在对鲁迅及现在推崇鲁迅的人们进行揭露和批判。他似乎看到了一些问题，只可惜，一阵乱箭射得过于散乱，不仅流于情绪，甚至流于市井，而且关键之处不得精要，如隔靴搔痒一般，看了让人难受。

以下根据他这篇文章详细来谈：

首先，是鲁迅精神为何不死。朱学勤开头讲，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末尾又重申了这一点，意思就是，鲁迅的名字是靠着一股愤青的顽抗精神响亮到现在，有价值的遗产不过就这一项而已。只是精神，而不是思想，在他眼里，思想全是短板了。他这里问题有两点，其一，剔除了思想因素的鲁迅的这种愤青精神在对“当权势力”不合作的时候，他予以高度赞扬；但是在与胡适那些人分道扬镳的时候，他就予以不屑和嘲讽了。将鲁迅及其追随者与当今那些考不上大学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网络愤青相提并论。似乎他对鲁迅仅有的这么一点赞扬也是借钟馗打鬼。毕竟，排除了思想成分的“不合作”行为，只有歪打正着和彻底走错路的区别，并没有价值上的差异。

第二，关于“经济学解释”和“教育史解释”。这两个部分便是朱学勤原本要进行的学术性讨伐沦为一种市井漫骂的所在。其实要讲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说鲁迅其实不是圣人，他也会为自己的物质利益算计，在关系自己既得利益的社会现实层面也并不是那样的铁骨铮铮。鲁迅吃的才不是“草”，而是“奶”！

就像那些批评马克思要炒股票的人一样，这样的批评家们多少都是带着一些情绪的。而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思想家（或者说思想者）及它的思想而言是没有什么力量的。道德律令或许可以在人脑中始终如一，但是在实践层面没有人能够预料作为物自体的本心将如何趋使自己的行为。所谓的“思想家”，仅仅是在前一个意义上才存在的，而后者，实践之中的那个人，便是一个普通的具备自由意志和感性欲望的个体而已，于前者并无多大干系。言行一致，或者言行不一致，最多可以作为对实践的人的批评——道德意义上的批评，而不能作为对某个思想家之思想的批判。然而，即便作为道德批评，这样的谴责也太严苛了，一句话予以概括就是——你鲁迅干嘛不是圣人！在这里，朱学勤和鲁迅的“短板”恰恰是一致的，那就是，抱守着人之本性至纯，人之目标至圣的儒家情怀。鲁迅虽然号称叔本华尼采式的“神思新宗”，却恰恰缺少了他们那种深入骨髓的原罪感，缺少了对人之本性的拷问，只把一切思想内外的毒素都归结为文化，归结为外来的原因，将文化决定论推向一个极端。便以为人是可以回复所谓“赤诚本心”的。以为一个民族倘若能“救救孩子”，不让后来的人再吃人，便一劳永逸了。这种救世情怀和人道主义，实际上恰恰是反人道主义的。它注定了人永远困守着内心的阴暗，永远是绝望。鲁迅号称信奉尼采的“超人意志”，却不知道这种“超人意志”首先是永远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敢于承担虚无的强力意志。鲁迅的个人主义，并不是尼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庄子式的逍遥自足的个人主义。

第三，关于“政治学”和“社会学”解释。这部分越发地不着边际。无非是想说，鲁迅其实没什么先进文化没什么优秀思想，换个身份他就是流氓政治家；落到现在，也就是网络上到处乱吐口水的粪青罢了。生拉硬扯了一些论据，不得要领。

鲁迅所谓的信奉尼采，前面已经论证过，那是有一些偏差。而他对民主制度的不敢冒，更是由于他自己根本上没能走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樊篱（尽管他自己不承认，号称孔孟与我不相干），同时，对西方启蒙思想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或许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但是，鲁迅自己误会了，后来的人也误会了。“尼采的超人意志”和“愚民当家的民主”根本构成不了一对矛盾。朱学勤将它们对立起来讲，也便是和鲁迅一样，两方面都没有搞清楚。

鲁迅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反对民主，认为：“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这就从根本上误会了民主制度建立的根基——建立在理性之上，而非出于良好的道德动机。他所谓的个人自由不过是庄子式的不受世俗压制的自由，与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律刚好背道而驰。他不知道，实行民主并不是就意味着愚昧的多数压制天才的少数，而恰恰是保障所有人获得平等和自由，且不得任意干涉他人生活方式的起点，恰恰是尼采等天才的少数可以自由地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且不必担心被中宣部列入黑名单的起点。

第四，关于“个人的无治主义”和“国民性改造”。朱学勤在这里是看到了一些问题的，可惜也没有说清楚。鲁迅的个人无治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前面已经讲过，那是中国式的逍遥，与西方近现代的“宁要报纸，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还有很大的距离。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建立在一个平台之上的。这里补充一点，思想比较，便只讨论思想，降了格的或者打着同类旗号的政治语言开出的单子很长，没有多少扯进来讨论的意义。

鲁迅把中国比作一个密封的铁屋子，把国民比作即将在沉睡中缺氧死去的人。他迸发自灵魂深处的那种绝望呐喊摄人心魄，他心急如焚的救世情怀由此可见一斑。同时，这种情怀也与他自己“个人的无治主义”相冲突了。这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矛盾，有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在这样一种“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间彷徨游离，找不到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而鲁迅的更加离谱便在于，还试图将这种矛盾调和起来，将道家的人格目标工具化地拿来效劳于儒家的救世理想，描绘出一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民性改造的蓝图。

鲁迅说：“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最后的结论是：“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而称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他将“尊个性而张精神”作为国民性改造的路径，从逻辑上，都是走不通的。从根本上，人国的建立，不是处理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是道德上内圣的问题，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依靠理性建立契约和妥协关系的问题。每个人都个性张了，解决的是要素，而不是结构。沙子变成金子，也还是散的，“人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且道家的无治与儒家的人国之间还有一层冲突，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

国民性改造，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纳粹的清洗、中国的文革，都是打着这类似的旗号进行的反人类的恶行。所以，朱学勤说：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但是，比如说，打开国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引进现代化教育，算不算得国民性改造？

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这个动词的主语和宾语之间是什么关系。改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限制下进行。这又把问题扯回到了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达成了一系列基本的契约，主权是个人权利的体现，由此展开来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都是在法律监管之下，简言之，就是国民既是抽象的主语，也是实际的宾语的时候，对国民性进行改造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追求自我超越追求更多幸福和自由的标志。反之，如果它仅仅是专制政策的旗号，那“改造”的主语便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本身也就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了。也就是说，国民性改造本身是个中性词组，它是个纯经验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带价值色彩的概念。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无法抽象地谈，必须在具体的政体基础上进行就事论事的考察。